中国已成“博士生产大国”，最牛导师曾同时带47名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一系列数据犹如顽石入水，激起千层浪。
大学扩招不断推进，博士生数量也跟着上升，传统的导师制向老板制转型，却又一时间显得不伦不类，怪相丛生。
博士生与博导构成的这个江湖，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学术和科研的诸多病态，令人深思。
尴尬的博士
有别于欧洲的“师徒制”，同时又与美国的“老板制”有差距，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在现实拷问之下问题重重
本刊记者/王婧 刘炎迅(发自武汉、北京)
周光礼撰写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自8月24日这天面世后，即引发各界争论。
在这个被为“国内第一份有关中国博士培养质量的调查报告”中，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并且触目惊心的现实，当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47名博士生，导师摇身变为“老板”，博士生沦为“廉价劳动力”等等。
周光礼分析，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当前，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在此模式主导之下，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不过，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邀访的电话，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周光礼现在不再侃侃而谈，而是迅速挂掉。
规则反复
事实上，中国的博士生问题已经日渐引起严重关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任陈洪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三年前开始，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就着手进行全国博士生的调查，调查结果将集结成书，于今年9月底出版。周光礼的调查选样千人，集中于两所学校。而陈洪捷领衔的调查，则是一个全样本的调查，“所有培养博士的单位全都包括进去了，问卷发了3万多份。”
据陈洪捷介绍，在国外，有教授头衔的就可以担任博士生导师，而中国并非如此。中国的博导需要从教授中遴选出来，遴选责任部门包括教育部的学位办公室、各地的学位委员会，以及高校里专门的学术委员会。
而在博士生那里，博导则成了“老板”。
周光礼的调查报告称，有的导师把博士生当做廉价的高级劳动力。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导师100%的横向课题由学生完成。
坊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老板’带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变成雇佣关系、劳资关系，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劳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契约，‘劳’方只有劳动的义务，却没有索要报酬的权利。”
而事实上，中国的博导制度又不是纯粹意义的上“老板制”。
周光礼的报告指出，中国博士培养制度的矛盾，其实正是“导师制”与“老板制”的冲突。
所谓的导师制(或称师徒制)源于欧洲，以科研和撰写论文为主要任务，实行导师个人负责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国，强调课程学习、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实行导师小组负责制。
“从国际上对博士培养制度的总体研究来看，主流看法认为欧洲的导师制需要改革。师徒制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老师就算再有能耐，但个人的知识和视野毕竟有限。而美国倡导的老板制，是一种导师集体负责制，可以兼收各家长处，创新、机会、潜力会大得多，因此美国的模式普遍被看好。”陈洪捷说。
老板制能够利用市场有效配置大学科研资源。周光礼认为，老板制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经费以竞争的方式发放，并在研究经费中把用于研究生培养的费用计算在内，在科研中实现“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导师掌握的研究经费决定，教师掌握的研究经费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正是通过这样的市场机制，老板制有利于实现大学人力资源和科研经费的优化配置。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顶级大学是在美国，即可以证明美国博导制度的优越性。
在中国，博士生培养制度曾经经历多次的反复——先是模仿日本模式，随后学习德国模式。20世纪30年代，中国建立了美式博士培养制度。到了20世纪50年代，又开始全面学苏联，建立起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又回到了欧洲的导师制。而到了文瑞脑消金兽革期间，这种制度很快又烟消云散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了导师制。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改革的目标又转向北美的老板制。当下中国的博导制度，正是处在第二个循环当中。
但是，在朝着“老板制”转向的过程中，中国的博导制又带有明显的“师徒制”色彩。“虽然一个博士生上面除了设有导师以外，还有很多由一两个博导组成的指导小组，但所谓的指导小组只是名义上的，真正操作起来往往还是以一个导师为主。” 陈洪捷说。
制度异化
2008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9年，全国在读博士生达到24.63万人;2010年，全国博士招生计划为6.2万人。
招收学生的依据是导师个人偏好，别人无权干涉。在博士招生规模很小、导师选拔严格的条件下，这种方式与博士培养的要求是相匹配的。但随着中国博士教育规模急剧扩大，招生腐佳节又重阳败亦随之出现。
在美国读博士，课程学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一门课程几乎都要求达到世界最前沿水平，每门课程都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而对博士生的评估，则是由第三方的中介机构进行。也就是说，决定一名博士生能否毕业，该名博士生的导师说了不算，而是由导师指导委员会进行决定。
但在中国，博士的课程学习几乎沦为了摆设。在这次调查中，几名博士生导师都表示，“给博士生上课是没有必要的。”有些导师甚至直言，“即使一门课都没有，我也没什么意见。学生培养计划发放下来的时候，我就非常不认真，签个字就算了。学生要上哪几门课，可以去问师兄。关键是学分够了就行了，他们上几门课我也不知道。”
于是，学术研究便成为中国博士们最重要的学习方式。
陈洪捷表示，导师普遍的想法是，“活是肯定要干的，因为研究训练肯定要在实践中去完成。”但是，研究项目本身的科研含量有多少，是问题的关键。
而学生则称，“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和工作有什么区别啊?读博期间还做那么多横向项目，还不如出去工作。”
横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市场的项目，多见于理工科，一般是将已有的理论成果转化到实际应用中去，因此产品直接与市场有关。在中国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后，横向项目便成为课题组的重要经费来源。
与横向项目相对应的是纵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中国教育系统内部层层下达的科研任务。纵向课题多是理论研究，需要的是学术创新成果。由于中国的科研经费僧多粥少，纵向课题的经费，往往只包括购买仪器、设备、资料和差旅费，不允许用于人才培养。
因此有学生称，在一些项目中，“有些老师自己一年拿几十万，对一个学生一两万都不愿支付。”
于是，师生关系演变为一种类于雇佣的关系。2006年，上海某高校就曾发生过几位研究生不满导师“剥削”而集体将其“炒掉”的事件。更有甚者，有的导师让研究生帮其著书，自己却不进行任何指导或把关。学生为了表示“无声的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竟连篇累牍地抄袭别人的著作，引发官司，让导师的丑闻最终曝光⋯⋯这些看似荒唐的现象，在赤裸裸的“员工”与“老板”的关系中是不足为怪的。
“中国培养博士的一个传统概念就是，你的导师是谁，他就成为你唯一的指导人。他给你项目，给你钱，这就牵扯到利益关系。” 陈洪捷说。
这样一来，博士生和导师之间，就像一个小公司中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一些博士生导师辩解称，他们会安排博士生做科研项目中需要思考和技术创新的部分，而那些纯粹的基础工作，则交给硕士生去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两种任务其实很难区分。
为了整治招生腐佳节又重阳败，中国高校开始更多地借鉴美国经验，实行越来越严格的量化管理。但博士培养制度依然还是过去的学徒式，这也就使得美国的老板制在中国被异化。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书中说，“全国指导博士生在20人以上的导师不在少数，指导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导师手头上有110多位博士生，但是，许多博士生从入学到毕业没有见过导师一面。”
陈洪捷认为，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并没有上述所言如此严重。但他也指出，“这不是某个导师的问题，而是整个科研体制的问题。”
学术草根
“博士是中国学术的草根。”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导沈阳教授说，“因为绝大多数的科研项目是由博士生承担，但他们的待遇非常低。”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名博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称，“每个月只有1000元的补助，甚至很难维持正常的人际交往。”因此，除了给老板做课题以外，他还悄悄地在外做一份“没有任何学术含量的兼职”。
理工科院系的博士待遇要好一些，尤其是导师的横向项目比较多的时候，“导师会象征性地发点钱，”华中科技大学电机系的一名博士说，“有时候每个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
陈洪捷认为，博士质量最大的一个隐患在于生源本身。因为读博士的条件较艰苦，因此潜力较好的学生不一定选择读博士，而宁愿去工作或者出国。“在读的博士生中有很多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础不好，或者出身的学校不好，基础上有弱点。第二类是，不愿意做科研，只是为了到这个城市，或者跟配偶团聚，或者不喜欢原来的工作，所以选择上博士。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拿博士当跳板，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于是，很多导师也就抱怨，‘学生没兴趣，那我怎么培养?’”
这个问题显然与国家给博士生的待遇有直接关系。许多中国人选择去美国和西方读博士，即因为那里的待遇较好，博士生可以维持生活，可以养家。此外，中国的博士规定为三年制或者四年制，时间限制很死。而在国外学制是弹性的，三四年做不完可以再延几年。
“有时候，博士生正在做一项大的研究，需要时间慢慢打磨的时候，就要面临毕业、找工作。这种情况就导致博士生做选题时，压根就不去碰那些大的难题。”
因此，在现实中，博士希望投靠课题多、项目大的“大老板”，而“老板”则希望找到听话、出活和“有后台”的学生。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与经费，以使他们完成论文并获取学位，并不在意老师是否能真正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导师则需要学生参与课题，成为自己“项目组”的“劳动力”，而学生能从中学到什么，以后成为怎样的人，他也并不在意。
对此，周光礼称，“中国大学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义的产物，是师生关系功利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利益驱使和彼此回报的关系。”
但对于媒体一边倒的指责，沈阳则反驳称，博导变成“老板”，原因并不出在博导身上。在中国现有的教学体制中，给予年轻学者的机会太少，原本就不多的纵向课题总是会落到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手中。
沈阳老师还透露，教育产业化之后，“作为硕士导师，每年要自己拉20万的课题，作为博导，每年要自己拉40万的课题。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学校就不会让你再带学生。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2007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发表声明，称自己由于交不起“助研经费”而放弃招收博士生。声明称，“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交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无力缴纳此钱⋯⋯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
然而，更多的博导无法如此洒脱，因而不得不变成商人，工作重心也就从专心研究课题到费尽心思找项目。“尤其是当你带领着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中又还有年轻教师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更大了。作为一个团队的带头人，你不能让他们没有基本的生活费吧?所以就不得不总是想着要找项目。”沈阳说。
据沈阳观察，很多博导专注于拉项目之后，自己就不动手做课题了。因此，博导对学术前沿的把握程度急剧下降，更谈不上有足够能力指导博士生。
就在周光礼的报告发表后六天，他所在的高校——华中科技大学宣布，拟清退307名超学时的研究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很少上课，完全是为了“混文凭”而来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华中科大内部相关人士了解到，在这份名单中，除了奥运冠军杨威和高之外，还有很多在职博士，他们的身份大致有两种：一是在职的青年教师，博士文凭意味着评职称的必要条件;二是官半夜凉初透员，博士文凭则意味着“镀金”。
博士生一两事
博士生的生活有着自己特别的系统，这些已不年轻的学生，一面活在系统中，一面又需要面对系统外的现实生活，游离之间的故事忙碌而纠结，让人唏嘘
本刊记者/崔晓火 文/刘艳平
对于文科博士生而言，生活的重量在于一页一页的论文中间，读博期间，如何尽可能多地发表论文，成为他们追求的最大目标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博士生杨震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三年时间，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完成一篇10万字的博士论文，实在太紧张了。”
而对于理工科的博士生，压力都在一个个项目上，“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金烨离开实验楼，扭头又见熟悉的场景——工科实验室灯火通明，而其他专业的实验室则一片漆黑。
在他看来，这明暗之间，恰好点破了研究生阶层的差别：与其他专业不同，工科专业导师手里的项目繁多，多到学生需要日以继夜。
不过，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需要花点时间去理解各自的博导，几年的博士生生涯里，“关系”二字或许才是最核心的命题，需要认真思考。
跟导师“入伙”
已是凌晨两点，28岁的信息工程二年级博士生金烨比白天更精神。他说，自从为导师做编程项目以来，自己不仅懂得多吃果蔬更能熬夜，还迷上了深夜的足球比赛转播。
“世界杯凌晨直播的28场比赛我看齐了，连铁杆球迷都不理解我是怎么做到的。”这位来自广西的博士生这么说的时候，语气很平静。
从武汉一所名校分校的研究生院“混”到工科硕士文凭后，金烨在职场面试中接连受挫，“软弱的个性”让他对自己在社会中立足这件事缺乏信心。
而这种消极情绪的另一面，是一名研究生对波澜不惊的校园生活的迷恋。
金烨参加考博，并选择了这所二本A类大学中仅有的三个博士点之一的信息专业，他说自己实属无奈。
“感觉还是学校更适合自己。父母也相信我有了博士学位的话，找不到好工作至少还可以在学校里待着。”他说。
2008年，金烨来到这座位于沿海发达城市的大学校园。当时，他所就读的信息工程专业作为博士点启动刚满两年，学科带头人具有国家级学术协会任委员身份，带领了包括金烨在内的22名在校博士生。而与此同时，该专业还与北京、上海、武汉的大学薄雾浓云愁永昼联合吸纳了另外40余名博士生。
在金烨就读之前，这个专业十年间共有100多名硕士和4名博士后毕业，出路多为属地企业。
入读前，金烨就考虑到了由于这所院校并非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缺乏申请国家科技项目的实力。在学院的亲眼所见也证明，导师每年申请到的国家公开项目还不到十个，且名目都是与重大项目相距甚远的“边角料”。
不过即便如此，金烨还是发现导师开的是两辆车，其中一辆还是进口车。
事实上，尽管国家级项目为数不多，但身处在这座电子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信息工程专业可以参与的商业项目却层出不穷。规模大到国有企业的研发项目，小到私人公司的程序系统开发。导师可以借着博士点的名义，把程序卖给公司，差价可以一般都可以达到几十万。“导师自己也不遮掩，总是热情地和我们讨论项目。”
于是，作为导师的博士生，金烨责无旁贷地入伙了。
为导师做商业项目的“补贴”开始超过国家和大学对博士生每月不到1000元的补贴。工作的种类繁多，其中大型的就分给多个人做，小型的就让一个博士生带着能干的硕士生一起做，“分成”后的导师补贴从几百元到几千元。
刚入学的时候，金烨和高年级博士生一起为一家物流公司做大型编程。由于时间很紧，几个年轻人几乎是在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的情况下连续工作一星期才完成的。交工当天，他们为了庆祝，从宿舍叫了比萨外卖。没等比萨送到，导师的电话就到了，要求他们立即回实验室修改一处明显的运算错误。
在金烨的眼中，博士生涯的前两年就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高度的重复性劳动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一名高级技术人员，而没有任何学术成就可言。学生与导师、学生与学生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无言的默契，只不过谁都不想说明白。
“导师很忙，我们也很忙，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还会考虑什么学术问题了。学术根本不成气候。”金烨平静地说。
包括金烨在内，这20多名信息工程博士也不必担忧论文。因为依照前辈经验，只要从读博期间做项目的过程中任选一点并略加论述，博士论文的通过和导师组织的论文答辩都不会阻碍他们毕业。甚至在“两篇权威、一篇核心”的论文发表上，也只是疏通关系的问题。
2009年《文汇报》的报道中说，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王明的“菩萨心肠”几乎闻名于整个校园，每到晚上，他都会拿着猫粮给学校周边的流浪猫喂食，数年风雨无阻。王明有一次坦率地说，猫只不过是他转移压力的一个道具，“如果生活中没有猫，这几年一个人做学问，我可能会做疯掉。”
“博士生其实在地位上是被动的。我也听说过好导师，也相信一定有好导师，但一切都取决于博士生身边的环境了。”金烨说。
被动的地位
博士生的生活，大多和金烨类似，他们被动地沦为各种项目的“技术工人”。
在一座西南重镇的非重点理工类院校，贾超的博士生涯进入第四年。在这位冶金专业的博士生眼中，导师总能拿到千万元规模的重大项目，几乎像是一位“老板”。
这位“很喜欢在实验室待着，做实验、想问题”的男生，因为当年英语的“挂”科而从北方调剂到了这所自己并非满意的学校。为了能继续留在实验室里，他接受了这所学校当年的鼓励——硕博连读。 因为“那个时候调剂的都是自费，我如果选择读研，三年学费需要交2万。学校为了鼓励硕博的，给的条件是，如果选择继续深造，免去学费1万，另外从研二可以拿到公费的补助，住宿连续免费。”“考虑到家庭条件很差，而且自己很喜欢科研，于是就选择了在这所大学继续读博士。”
之后，贾超的生活是，每天早晨8点多到实验室，晚上12点多回宿舍，周而复始，有时两三个月都不出校门。
“不过说来惭愧，一直都没有什么科研成果发表。”这位年轻人说。“读博还是挺难的。我曾经想过放弃，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没有钱，又没有生活，就失去那种迎难而上的信心了。但在最困难的时刻，我心里的念头就一个：既然已经选择了，就不应该放弃。于是我坚持到了现在。”
在做实验的同时，贾超还得帮导师带硕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导师的硕士很多都是我带出来的，包括实验设计什么的。”
除了日复一日拼命地实验和帮导师带好师弟师妹们外，贾超比很多同学多了一项事情，就是兼职做家教和代课。
来自农村的他，每月生活费除了那不变的258元国家补助和导师给的不到300元的补贴外，别无其他。而学校食堂的菜却是一涨再涨，“以前研一的时候最便宜的菜是4毛或者6毛，现在是一块二 。”
然而，今年老板不让出去做兼职了，实验室又太忙，没有精力，就放弃了兼职。所以，“这学期我有的一点点积蓄，都是上学期瞒着导师做家教和助教的。”
和自己的导师相比，副校长的项目更让人“羡慕”。 “其实他人穿着非常朴素，也不开车。但他拿到的科研经费相当多，一般都是几千万规模的课题，和冶金相关，因为冶金是我们学校的王牌。”
由于副校长揽入怀中的课题涉及面很广。“如果是能源的项目，他就从化工学院找研究生一起做。如果是生物冶金的项目，那就得从生物科学院找人。 所以，他的学生几乎是遍及学校每个学院的，算下来60个学生也很正常。”在他的实验室里负责的也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几名助手，都是他培养出来的博士。 “他的学生都是批量生产的。每次带出去活动，都得包好几辆大巴。”
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就读环境专业的博士生王音说，目前急功近利的学术体系催生了“项目型”导师和“项目型”博士群体的壮大。尽管在重点大学，对导师和研究生从事商业项目的管理比一般院校严格得多，然而单是国家项目的压力就足以将博士生的研究冲动抹杀。处在生态链最底层的博士研究生其实无力改变什么，只能坐等学术环境的改善。
王音告诉记者，国家的重大项目多到这所大学的导师都应付不来，他们没时间也没精力外面兼职做项目。导师拿到的项目都上报学院，之后学院从项目中提成其中8%，而项目组所用学校的资源和学生都全部免费，并且还给项目组成员发工资。
“导师也没必要外面偷偷接项目和在外面租办公室。他们要想晋升或申请到更大的项目，也要凭此前上报的项目成果。”他告诉记者。
方中明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专业的博士生。在他眼中，由于科研机构跟高校的不同，学生的角色也会弱化很多。“很多时候自己就是职工。”他说。
“学术创新需要一个好的环境 ，老师有科研任务，课题必须结题、要发表文章，因此肯定要走‘短、平、快’的路线，不容得自由探索，不然课题组就得解散。”他说。“创新是需要时间的。国内目前的环境下，研究生或科学家都是以谋生为目的的。”
一名在北京重点大学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告诉记者，由于就业压力大，为了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和很多人一样，主要为了学位证书坚持 。“我们的研究生生活补助不高，很多硕士的生活都有问题，还谈什么学术兴趣呢。”他说。
学术创新遇到的瓶颈在文科类研究生中更为普遍。众多在职博士生拥挤在同一位导师的门槛下，学术的碰撞在现实条件下无法形成。不少在职博士生常常延期毕业，但可能在找到工作之后不再继续学业，于是从开始到最后，导师与学生甚至未能有几面之缘。
断了的传统
直到今日，白志东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参加自己博士答辩的日期：1982年5月15日。
1978年，为了解决恢复高半夜凉初透考后国内大学严重的教员短缺问题，教育部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设立博士试点，将一批高学识的知识分子直接培养成为博士。今年56岁的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白志东就曾是197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并在1982年学位制度重建之后获得新中国第一批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本来培养博士是解决师资问题，但我们的导师坚持让学生写paper(论文)。”白志东教授告诉记者。
白志东当年的导师是生于湖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教授陈希孺。陈先生不仅亲自将学生的论文寄到美国的同行教授手中征求意见，还督促这批中国未来的博士重视对学术专著的研读。
“我们当时除了上课之外，就是要读十几本大部头的学术专著。看完之后，我们需要提出质疑，进行学术讨论。”白教授说。“现在的学生，也许用五年都读不来那些书。”
在白教授看来，博士生培养的优良传统在一些学术领域被切断了。如今国内的博士生教育扩招之后研究生数量过多，出现了从学生到导师良莠不齐的问题。
“我们听说博士生不做学术、做项目的事情在计算机、建筑等工科类领域比较常见。”白教授说。
回忆当年严格的学术制度，白教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多次派专员考察研究生的学习情况，并且对导师资格的审查十分严格。
当年，必须是在最近三年内有杰出成果、并可以组建优秀团队的正教授级别专家，才能任博士生导师。
1982年，在新中国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和白志东一同被授予博士学位的还有马中骐、谢惠民、李尚志、赵林诚和冯玉琳。除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冯玉琳教授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外，其余5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1983年2月27日，6位博士的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当时就有导师说，将来的博士生能否超过第一批，这一点很难说。因为第一批博士生知道困境中做学问的艰难，他们更珍惜学习机会。”白志东说。
然而如今的博士生的生活状况，却似乎全然取决于其导师。
相比之下，北京大学数学科学系的二年级博士生雷锦江是幸运的。他认为自己遇到一位好导师带有一定“机缘的偶然”。
“一来北大，发现老师特别朴素。桌子上的显示器还都不是液晶的。老师喝水的杯子还是那种搪瓷的，让我特别震动，所以就决定跟他了。我一直都挺庆幸自己遇到一个好老板。” 雷锦江说。
当记者把这位幸运博士生的故事告诉金烨时，他并不表现得惊奇。
“可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他只是淡淡地说。
